去年3月20日由聯合國所發表的一篇【世界快樂報告2017】中，據排名前十的國家裡頭，北歐五國挪威、丹麥、冰島、芬蘭以及瑞典名列其中。此一結果並不讓人意外；畢竟在過去幾年標榜具有良好生活條件的「世界宜居城市」選拔裡頭，北歐五國可是經常囊括其中。再加上近年媒體普遍推崇著hygge、lagom這些屬於「北歐」獨有的生活哲學(小確幸)；過去這個快樂指數爆棚、不追求競爭式教育，以及重視人文、設計，科技與自然高度發展中的社會模式，逐步地走向一個扭曲、變異，以及愈來愈窄小的桎梏裡頭。

瑞典導演魯本．奧斯倫(Ruben Östlund)對於北歐童話般的社會現象，以及中產階級的生活哲學似乎頗有微詞。事實上，魯本．奧斯倫不是第一位透過電影語言令北歐童話不攻自破的北歐導演。《瑞典愛情故事》、《人生三部曲》瑞典電影大師羅伊．安德森(Roy Andersson)，過去雖然僅執導拍攝過五部長片；卻經常以一種近似費里尼式的怪誕影像風格，諷刺僵化的瑞典文化與社會制度。在他人生三部曲的終章《鴿子在樹枝上的沈思》，以超現實的哲學思維、冷面笑匠的形式對瑞典人的生活價值作出了悖論。

不同於羅伊．安德森的謬論式電影語言，魯本．奧斯倫擅長以較平易、普通人性的角度去體察瑞典人的生活價值。比如說在《兒戲 Play》裡講述一個新移民的居住正義，在《婚姻風暴 Force Majeure》裡揭示一般人性在面對災難與窘迫環境所產生的應對與道德感。無論是《兒戲 Play》還是《婚姻風暴 Force Majeure》，都潛藏著一種第三者冷眼旁觀的角度；從好與壞、善與惡的道德觀感，去挑戰現代社會薄弱的正面正義形象(式)。

在《婚姻風暴 Force Majeure》獲得坎城影展「一種注目」單元的肯定之後，魯本．奧斯倫更進一步以新作《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》摘下了坎城影展最高榮譽「金棕櫚獎」。值得我們思考的是，魯本．奧斯倫這種以一貫之的政治正確、社會批判風格，為什麼總是能獲得評審們的青睞。回想一下2010年後的北歐重大新聞事件裡，無差別槍擊、哥本哈根連續槍擊案，以及右翼政黨的「反移民」政策；特別是右翼政治的洶湧崛起，不僅將難民問題升溫，同時也造成整個北歐社會普遍幸福感的「悖離」。

魯本．奧斯倫過去的《兒戲 Play》及其短片《銀行事件 Incident by a Bank》其實陳述的就是這些社會觀察；而他的電影幾乎因應著北歐式的幸福崩落而生。《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》跳離了《婚姻風暴 Force Majeure》的長鏡頭與人性本能；更弘大地步向一整個社會的道德焦慮(淪喪)。從一個偶發事件作為伊始，魯本．奧斯倫還特意創作了一件LED燈管裝置作品；以「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，在裡頭，我們有同樣的義務與權力 。」拉開電影的帷幕。

《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》劇情主要圍繞於飾演美術館館長克里斯欽的丹麥演員克萊斯．邦(Claes Bang)身上。長高達190，保養得宜的克萊斯．邦，11年前主演過另一位丹麥女性導演克莉絲唐森所執導的電影《肥皂 A Soap》。此次由他擔綱電影核心人物，風度翩翩的中產階級菁英；擁有傲人的事業成就，卻不是一個成功的丈夫與家庭份子。他失婚，育有兩女；經常在After Party勾搭對他獻殷勤的女性。和他演對手戲的是《廣告狂人》的女星伊莉莎白．摩斯 (Elisabeth Moss)。伊莉莎白．摩斯飾演一名美國記者安(Ann)；甫一開始即對克里斯欽窮追猛打。在兩人結束床事之後，安禮貌地向克里斯欽索要用過的保險套；此舉卻引來了克里斯欽的優越心理作祟與懷疑。後來觀眾終於知道，原來克里斯欽正處於失婚狀態，並育有兩女；他對安的行爲之所以心生抗拒，實則是不想節外生枝。

關於克里斯欽內心自我的優越感作祟，還發生在當他手機、皮夾以及祖父留給他的袖扣被竊之後；他聽從下屬的建議寫匿名信警告威脅疑犯。當他駕車來到了市郊一處平民公寓大樓前，內心的菁英優越意識蠢蠢欲動；他就生怕挨家挨戶投遞匿名信會招人指認出自己的「公眾」身份。此舉後來也為克里斯欽帶來連鎖效應。先是因匿名信而遭父母懷疑禁足的男孩闖入了他的視野，並要求克里斯欽為此事向父母說明原委並道歉。男孩入侵克里斯欽門第的當天，湊巧碰上克里斯欽的兩個女兒；作為父親慈愛、威嚴的形象變得蕩然無存。起初克里斯欽惱羞成怒欲驅趕男孩，而後衍生出心理一連串的愧疚與負罪感。

失竊事件對克里斯欽的工作造成負面影響。由他負責的美術館展覽廣告，在他怠忽職責的情況下，以一支乞丐小女孩自爆的影片在youtube上引發喧然大波；克里斯欽也因此遭到美術館董事會的開除懲處。克里斯欽在面對媒體的記者發表會上，內心無力感交瘁的情況下；起初曾試圖撇清自己與影片無關，言論自由的底線，以及文化應負的社會道德與責任。而這樁影片事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，微妙地反應了科技、媒體與社群網路之間的矛盾，與是否應負、如何負的社會責任。至於電影藝術應當負起的道德責任，相信魯本．奧斯倫已描述的極為詳盡。

《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》電影的開場除聚焦於克里斯欽的菁英形象以外，廣場上的LED燈管裝置作品「廣場」(The Square)，其實是整部電影的命脈。如果說「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，在裡頭，我們有同樣的義務與權力 。」；那麼我們將這個方形的象徵符號擴大的整個社會，是否能喚起大眾對於他人的關懷？這是導演一開始便拋給觀眾的橄欖枝；而且也在電影裡給了觀眾解答。克里斯欽徒步上班的途中，街道上的一句懇請你去拯救他人的口號如斯響亮；路人卻視若無睹，很明顯是魯本．奧斯倫對於社會責任、人際疏離與政治正確的入圍觀察。

「廣場」(The Square)這個方形的裝置物件，別具象徵意涵。它可以作為一種關懷與責任的規範與底線(範圍)，亦可以拿來審視我們生活中所面臨的大大小小事物；比如公共空間、媒體等等。如果所有人當置身於「廣場」裡皆必須善盡自己義務與權力時，藝術作為人性內化的橋樑，媒體作為訊息傳遞與評論的橋樑，是否皆善盡它的義務與權力呢？

除此之外，《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》還有另一個亮點可期；那也是電影海報上的訊息，一場行為藝術大秀。晚宴上人扮大猩猩的失控(抓狂)演出，只見在場所有人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率先發難，或對於遭受凌虐的對象施以援手。如此正襟危坐地觀賞著一齣「藝術」演出，一方面人人皆是旁觀者；另一方面魯本．奧斯倫也在觀察與凸顯人性。在座的所有與會人士皆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，坐視他人蒙難、人人自危，最後蜂擁而上；人性的灰色地帶表露無遺。

《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》比起前作《婚姻風暴 Force Majeure》有更全面性地批判及多重隱喻。無論是階級性的、道德論述的，亦或是最簡單與最不簡單的「人性」；你信或不信他人，與你關懷或不關懷別人，相對於當下這個價值扭曲變形的生活(命)意識裡，恐怕也只剩下「廣場」這樣的一個人造殿堂，才擁有幾平方公里的悲憫。